根本目的则是为垃圾围城寻找一条解决之道

2020-11-02 00:14

垃圾从社区出来,进入的下一个环节就是垃圾楼,这个环节至关重要。从2002年到现在,北京市相关部门一直宣称在做垃圾楼的改造工作,但自然大学调查人员通过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周边的垃圾楼都能够实现分类运输。

缺乏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分类系统没做好、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停留在摆放垃圾桶和发放垃圾袋层面等原因,最终导致垃圾分类陷入了“先分后混”的怪圈。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起真正的第三方监督机制,以及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操作实践,而非仅仅停留在诸如发放了多少垃圾桶等表面问题上。

和枣营北里一样,北京市海淀区蓝旗营小区也是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调查人员发现,这里也不再定点收集垃圾,回收厨余垃圾的绿色垃圾桶里也不再是单纯的厨余垃圾。有小区居民说,停发可降解厨余垃圾袋后,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下降了很多。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调查也显示,真正按标准对垃圾进行分类的社区比例并不高。2012年,“自然之友”在调研了北京6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后发现,在检查的240个厨余垃圾桶中,39%的厨余垃圾桶内垃圾完全混合,完全分开的厨余垃圾仅占1%。

仅靠社区和居民的自觉,很多社区在被定为试点小区半年或1年后,垃圾分类就很难再坚持下去

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社区是北京市最早开始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之一,也是媒体曾集中报道过的垃圾分类明星小区。但调查组在2014年对这个小区进行调查后发现,这里的垃圾分类已经名不符实。

作为长期关注北京垃圾分类进展状况的人士,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研究员陈立雯及其团队从2012年开始,就对北京的垃圾分类试点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并走访了相关专业人士。通过调查,她发现北京垃圾分类之所以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与分类系统没做好导致陷入“先分后混”怪圈、缺乏可约束的政策和可操作模式、限于城市点状试点等都有很大关系。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到垃圾分类的未来。

2009年,垃圾分类被提上北京市政府的议程,时任北京市长郭金龙在北京会议中心亲自召开垃圾分类动员大会,市长的“每日市情”里也有垃圾分类的信息,年底也有专门的工作汇报。

对于北京来说,如果说从2002年到2008年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那么自2009年开始的垃圾分类工作,根本目的则是为“垃圾围城”寻找一条解决之道。

通过对多个小区的调查发现,由于相关的监管没有持续跟进,仅靠社区和居民的自觉,很多社区被定为试点小区半年或1年后,垃圾分类就很难再坚持下去。

二次分拣出来的厨余垃圾,最后送到堆肥厂进行堆肥,相当于单纯厨余又和其他垃圾混合在一起处理了

除此之外,社区配备的垃圾分类指导员也不再上岗。在2010年时,北京曾聘请了5000 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最初定位是在每天垃圾投放高峰期时指导居民正确做好垃圾分类,但其职责在执行中发生了变化。由于没有强制要求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又为了应对上级检查,最终每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变成了垃圾二次分拣员。

按照《北京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显示,到2015年,北京市城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将达到80%。但按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很难达到。

自然大学调查人员在调查中发现,虽然许多居民都了解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但可以在家真正实施垃圾分类和分类投放的人群还不到10%,垃圾分类最后都是由二次分拣员来承担。

北京市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到2013年年底,共设立了近30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配备了相应的垃圾桶和回收人员。但几年下来,垃圾分类并没有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许多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甚至回归到最初的境地。

北京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许多小区的垃圾分类仍停留在摆放垃圾桶和发放垃圾袋层面。图为孩子在妈妈的帮助下往“可回收物”垃圾桶中投放垃圾。马思琛摄

在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在枣营北里36栋楼中,只有紧邻垃圾楼西门旁边的两栋楼还整齐地摆放着“厨余垃圾”桶和“其它垃圾”桶,其余楼旁边的垃圾桶都只是黑色的“其它垃圾”桶。打开绿色的“厨余垃圾”桶,里面什么垃圾都有。

尽管北京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类,但当时的垃圾分类主要是出于节约意识,人们把旧报纸、牙膏皮等可回收物品卖到废品回收站卖钱。而对于今天的垃圾分类来说,更主要是关系到如何高效无害化处理垃圾、最终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

实现对不同垃圾桶里的垃圾分类收集是垃圾分类后的重要一步。但是根据自然大学2012年以来对北京60多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实地调查来看,大部分小区都达不到要求,只有极少部分小区能够实现垃圾的正确分类投放。